在張國榮面前,我們失語

2021-03-31 08:56:29 字數 4832 閱讀 3135

在張國榮面前,我們失語

t·s·艾略特說過:「四月是最殘忍的乙個月。」在二零零三年的四月裡,我們失去了張國榮。

我們,是指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或者更多認同張國榮的人們。而生活在大陸的

我們,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才驀然發現,那個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進大陸文化生活的張國榮,已於不知不覺之中,潛入了自己的心裡。許多人從四月裡開始,一步步地走近張國榮,感受著他的精神氣息同時感受著自我的生命,而乙個頗為特殊的情境是:傳媒的誠懇與熱忱,始終與我們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紀念乙個香港的藝人。借助傳媒,借助網路,也借助那些較早了解並愛惜張國榮的人們蘊蓄既久而突然迸發的鋪天蓋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乙個被猝然壓縮的時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資訊。於是,我們見到了在電影輝煌之外的張國榮,見到了他的歌藝與舞台經典,見到了他的智慧型與善良,他豐富的個性與傳奇般的真誠的人生歷程。我們重新認識並討論他的藝術成就、體味著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達的精神層次與生存的境界。可以說,是在這個憂鬱的四月裡,在sars的危逼下,在對生命意義的反思之中,我們開始認識了,乙個叫做「張國榮」的香港人。

然而,在大陸的文化圈中,我們卻分明感受到一種侷促與尷尬。

於是我們發現:面對張國榮,大陸的文化批評,竟然失語。

沉默,是因為張國榮的份量不夠、成就不及,還是其它?是他不能「與魯迅比肩」,還是因為「更具文化符號意義的藝人還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會更多。曾幾何時,我們才見到對金庸的堂皇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講堂,我們還見到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編,似乎已不是什麼麻煩事兒。但為什麼,對張國榮,乙個在20世紀中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始終不懈地堅持藝術追求,並以自身的真誠敬業、才華悟性而達到一種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許多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躬身自問:我們真的有必要針對張國榮發言麼?他的價值、他的存在意義究竟應當該如何定位?這件事情真的那麼重要麼?就發言者個人而言,發言與否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沉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後那種曖昧莫明的性質,感受到在沉默中豐富的蘊藏。

有人說,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張國榮去解讀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已經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作「中國流行文化的工業中心」。有說他是香港演藝圈中的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場的乙個「品牌」。我想說,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解讀,已成為「文化符號」的張國榮,確實具有相當的潛力,有更多的「側面」,並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繞過」。然而,在新世紀剛剛展開的時候,面對這樣乙個具有深層震懾能量的「國家事件」,乙個承載著新鮮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現象,面對著張國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文化批評的窘迫與蒼白:在張國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呈現了「失語症」,迷失了批評規則,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或者,這是對批評能力、批評權力、批評意識的有意的放棄。

張國榮的藝術表演「近於完美」,是乙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乙個基本的評價似乎已成為共識。他在多個領域裡的突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者」的創作風格,他極富個性的藝術理念及源源不絕的創造能力……在在都見證著這個香港的「傳奇」。深入考察張的藝術成就並非本文的主旨,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是:在什麼意義上,張國榮可以被稱作「文化符號」?或者說,迄今為止,我們可能在那些層面上,讀解「藝術家張國榮」這個片語,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與啟示?

應當承認,由於文化的隔閡,由於他本人的低調,至今我們對他仍所知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簾下,擁有最為本色的人格力量,擁有挑戰規範創造自由的強悍能量。而他在戲夢人生中的真誠出演、心靈對話,則啟動著我們對於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記得鳳凰衛視在4月8日追悼張國榮的專題裡,主持人對他的評價,選擇了乙個平實、安全的起點:美麗、善良、真實。這是乙個非常質樸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貼近張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來,它卻無意中觸動了乙個深層的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的境界,代表了我們心中的張的形象與意義的本質。張國榮是在他所投身的藝術事業中,充滿善意地擁抱世界,又以一種驚人的坦然,面對真相,探問真理。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還需要對「老實人」加以界定的話,張國榮就是。作為乙個公眾人物,他正視心靈、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相通。他以高貴、優雅的姿態,在微笑與凝視中,獨自抗拒著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與壓力。他從不諱言自身的浮淺或侷限,而承認浮淺,才是他的智慧型與深刻。張國榮對「善」的原則,有一種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誠服的維護與堅守,這給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都帶來某種「神聖」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台上,人們感嘆他人性的、溫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洩》中的表演,那種藝術、道德、真實的純淨感,令他做到「化腐朽為神奇」,令他以「扭轉乾坤」的定力,將自己都不願認同的「仆街仔」何寶榮,演繹得深情入骨,超凡脫俗。追求唯美的張國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歷來推崇的「美、善對峙」的藝術規則:美不一定以泯滅善為代價才能實現突破,在更深的層次上,至美與至善將相互融合。

在張國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乙個並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於功利之外,孤獨地,只為著自己的「心」,去追尋純真的善。可以站在時尚的前沿,用前衛的甚至頹靡的形式,不懈地傳遞出熨帖靈魂的「善」的資訊。他無意尋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辯駁**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實,付出真誠,用「心」交流,直抵人們渴望美與善的靈魂。是什麼元素結構了他內在的自律性?是類似韋伯所言的「新教倫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時代和政治樊籬的偉大的傳統文明?是面對幻變人生的深思與頓悟?張國榮是香港的「楚門」,――乙個在公眾的目光中成長的人,眾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這大眾的目光。他是怎樣在乙個囹圄的世界中堅守住個人的自由,堅持並完善著一種倫理的原則?有人說,他是上帝賜予的「尤物」,但我們更願意相信是他對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為,難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艱險,引領潮流。

張國榮挑戰規範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實上,他的出現,改寫乃至顛覆了我們自以為熟知的許多概念。伴隨著張國榮的去世,「傳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藝術」、「尊嚴」等一批詞語,在更深的層面上被讀解、被發掘。「傳奇」一詞在張國榮那裡,不再是乙個好萊塢式的起承轉合的美麗故事,而成為對「平凡的現代生活」的沉重質疑,對人文理想的悲劇性守護。張國榮的個性無疑是豐富而深邃的,他有著多層次的可解釋性,他的智慧型與真誠注定了他的複雜多義。他注定要占領矛盾的兩極,―― 「雙極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徵。他前衛而又傳統,柔韌而又剛烈,直率而又內向,憂鬱而又飛揚,……人們用多種悖論式的語句來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論,描述他藝術中的人性蘊含和時代精神。豐富深邃的個性與他的藝術形象融為一體,魅力無窮。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員作者」的概念時,這樣寫道:「作為乙個浪漫象徵、乙個文化符號、乙個表演藝人,張國榮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他的曖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我們不能忘卻他在「跨越97演唱會」上,在一曲「紅」的表演中,那挑逗與冷傲同在的眼神,於頹靡中蘊藏堅毅的舞姿,那是一次**金式的「複調」藝術的充分演示,舉手投足之間,解構著觀眾獵奇式的心理期待,傳遞著生命深層的痛楚,散發著難以言說的美麗。我們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類的、邊緣化的表演風格,既挑戰了「主流」,也挑戰了「大眾」,在駁雜的流行文化中堅守著人性的尊嚴,和對「純粹藝術」的追求。張國榮給予我們的啟示之一是:對「美」的偏見,常常是人性的乙個誤區,而人們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會有複雜的心理含義。我們看到,「美麗」,儼然成了人們抗拒張國榮的乙個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過分美麗」。而他卻始終以驚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開我們在文化面具之下,對美麗、性別、**等人性問題的微妙閃躲與心理訴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麗的隱喻,成為人們面對新的社會焦慮之時,心靈的棲息之地。

勿庸諱言,張國榮的性取向,他對「愛」的理解與執著,至今仍是「張國榮傳奇」中最難破解的密碼,是他被冠以「超凡脫俗」、「飽受爭議」的潛台詞。生活於「愛情規範」之中的人們,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寬容」同性戀族群的生存權力,但這種善意中卻常常暗含著等級與霸權,並不具備與張的觀念對話的基礎,更難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壓力。誤解是多重的,這些誤解可能與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樣的曖昧莫明。張國榮曾含蓄而審慎地宣告自己是「雙性戀」者,他也曾策劃過乙個自己的電影,以敘述對愛的理解。或許他想說明,因著他的率性與不羈,最終能超越人類理性的自我設限,抵達人性中本真的愛。但我更願意推測,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稱的「人戲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張國榮用生命構鑄的乙個意義結構。他拒絕「程式化」的表演,拒絕「複製」藝術――拒絕「take two」,他調動自身生命的資源去創造藝術,又在藝術創造中探問著生命的意義與可能,這使他成為一名罕見的「演員作者」,他甚至將個體生命的終結,設計為最後的出演。他賦予了「戲夢人生」的生存狀態,一種全新意義的文化反思。張國榮在其藝術理念中,明確地傳遞出相當前衛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態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覺的「精英」意識,認可「創造性」為藝術的永恆價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別之界、人戲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們關於「大眾」與「精英」的兩分壁壘,顛覆了我們對流行文化的成見――包括顛覆了我們關於「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夠認可「文化英雄」這一概念,我想,他當之無愧。

從某種意義上說,欣賞張國榮、認識張國榮、感受張國榮,是一種奢侈,乙個境界,也是一種能力,而解讀張國榮,在今天,或許是一種壓力、一種奢望,但更是乙份責任。

仔細品味張國榮的辭世所引起的**,將會發現它含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性質,即它是相當「私己化」的,它直擊著每乙個個體的心靈。借用「榮迷」們的一種極致的又頗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於親人的離去、父母的離去、甚或精神領袖的辭世,而更像是:我們個體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昇華。它是乙個遙遠的而又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件,它是乙個私己的、可以觸控的靈魂。作為乙個公眾人物,張國榮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們展開著個體的心靈對話,這其中,有著強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說法是,他用一顆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狀態,同時,他也呼籲他的觀眾,回饋一顆真誠的心。這使我們悟到:當我們說「文化符號」的時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們自己,如同我們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來,張國榮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他發掘了流盪於民間的、充溢在普通人心靈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在我們「文化研究」中,眾多的「批評」、「闡釋」,只能是一種對他人理論的重寫?批評,是批評家們以語詞、概念為載體,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評家們的生存方式,在什麼意義上它更是?

或許,我們的確不應過於地「理性」化,只記得某種「理論操作」的過程,而忘記了人文學者應當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許,我們還可以扣問自己的心靈:面對張國榮,我們是否真的,無言以對?

謹以此問,紀念尊敬的張國榮先生。

在孩子面前裝裝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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