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公信力為何下降(三)

2021-04-13 23:34:25 字數 3270 閱讀 6904

四、理解並尊重「學科文化」

作為一種組織文化,大學內部的複雜性,很可能超越我們原先的想象。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並非「一團和氣」,很可能同樣「問題成堆」。有政治立場的差異,有經濟利益的糾葛,有長幼有序的代溝,還有性別的、宗教的、地位的區隔,但最頑固、最隱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學科文化」在作怪。雙方都「出於公心」,但就是說不到一起。不同學科的教授,對於學問之真假、好壞、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別;而「學富五車」的學者們,一旦頂起牛來,真是「百折不回」。有時候是胸襟的問題,有時候則緣於學科文化的差異。  

不同學科與專業之間存在著隔閡,這是知識生產制度化的必然產物。同一學科內部,經由長期的發展與演變,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被從業者廣泛認可的概念術語、研究方法、表達方式等,外人很難理解,更不要說插嘴了。長期以往,學科與學科之間,由於理解以及溝通上的困難,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偏見——你嘲笑我是「偽科學」,我說你那「根本不算學問」。各有各的學術視野,各有各的專業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與自愛。當這些趣味不同、發展途徑迥異的學科集合在一起,組成知識共同體「大學」時,必然會發生摩擦與碰撞。所謂「大學管理」,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大學內部進行有效的協調與整合。  

將近半個世紀前,英國學者c·p·**論述「兩種文化」,當時影響很大,現在看來過於「粗獷」了。可反過來,不斷強調每個學科乃至二級學科的「特殊性」,又太瑣碎了。像蓋夫和威爾遜那樣,依據「各學科領域的學者教授在教育價值、教學方向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問題上有重大的差別」,提出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專業學科的四分法,我以為大致可行。「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文化之間毫無聯絡;實際上,每乙個類別,每乙個層次,都有相互重疊的領域。」另外,在具體運作時,不同學科之間,還可能「合縱連橫」,組成不同的「統一戰線」。在《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中,我談到今日中國大學校園之「**」局面:「今天中國大學校園裡面『學問的隔閡』,已不再是**想象中的那種文科和理工科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文學和理科為一方,社會科學以及工科為另一方。換句話說,一種是追求學理,一種是強調應用。這兩者之間,知識型別以及學術趣味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導致了學術理念的巨大分歧。」  

如何準確描述、理解、善待這種「學科文化」,對於今日中國的大學管理者來說,是十分嚴峻的挑戰。在我看來,專業化趨勢不可逆轉,所謂「跨學科」以及「學科交叉」,效果是很有限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學科邊界」只會加強,不會消失。這麼一來,大學校園裡,不可避免地出現如下局面:不同的知識結構、多元的價值取向、迥異的生活趣味、鬆散的集合方式。  

15年的大學改革,中國的大學逐漸從單科性質的學院向綜合大學過渡,甚至出現了不少「巨型大學」,而對於校長們來說,如何協調不同學科的利益、處理好主導學科與輔助學科的關係,既實現卓有成效的管理,又不傷害原有的學科肌理,是個難題。不僅僅是所謂「一碗水端平」,不過分看重並偏袒自己所從事的學科,還得盡可能理解不同學科的思路、尊重其趣味與選擇。舉個例子,由工科院校擴充套件而來的綜合大學,在建設文科時面臨的最大陷阱,不是「沒錢」,而是用工科的思維及管理方式來「大力扶持」。辦大學沒錢不行,但有了錢,也不見得就一定行。  

承認不同學科各有其傳統,決策時不宜「一刀切」,這當然限制了大學校長的權威以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伯頓·克拉克稱:「不是因為權力過度分散和巨集觀失控而使整個系統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就是因為過分強調秩序和組織的統一而導致權力的壟斷,兩者必居其一。不過,如果能夠選擇的話,前者的危害比較小,後者的危害則要大得多。」我希望略為補充:談這個問題,新老大學應該分開。新大學亟須建立規矩與秩序,難免傾向於權力集中;老大學自有傳統,已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分權乃是明智之舉。  

面對如此紛紜複雜的局面,如何駕馭全域性,協調不同的學科利益,這是大學管理中碰到的新問題。而目前中國的大學校長遴選,傾向於找「頂尖學者」。我認為,一流學者不該去當校長,為什麼?可惜了!而且,當校長的,除了學術眼光,還需要管理才能。一流學者大都有強烈的學術興趣,當了校長,放不下自己的研究,還在拼命爭課題、帶學生,這樣一來,兩頭都做不好。在我看來,校長的主要任務是當伯樂,而不是自己爭著去做千里馬。一流學者大都性格堅強,認準方向後,不聽勸阻,鍥而不捨,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為學者,這是優點;作為校長,則未必。過於強烈的學術背景,有時候會阻礙他們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學科,弄不好還剛愎自用。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相容幷包」的大學理念》,談論作為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現代學術的發展日趨專門化,因此,專家易得,通才難求。總攬大學全域性的校長,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專家」。看看蔡校長興致盎然地談**學、史學、哲學、美術、**、政治、倫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備「高等常識」,你不能不佩服。這樣的大學校長,方才配談「相容幷包」。學識淵博而且興趣廣泛,才能有學術上的前瞻性與判斷力,所謂「識鑑」,所謂「氣度」,均以此為基礎。

五、重建「校園文化」

所謂「校園文化」,本該包括學生社團、文體活動、師生關係、院系傳統等。這裡著重講「大學城」裡的「校園文化」。  

我們今天談論「校園文化」,必須面對乙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各地**花大價錢一次性建成的大學城,硬體都很好,但缺乏歷史感和文化氛圍。更要命的是,此舉使得本就日漸疏遠的師生關係,進一步惡化了。因為,目前各地所建的大學城,一般都不設教師住宅區,於是,教師上完課馬上走人,要不趕不上學校的班車。傍晚時分,你在大學城走走,全是「朝氣蓬勃」的臉孔,一點也沒有梅貽琦所說的「大魚帶小魚」的感覺。這樣的「校園文化」,很不理想。  

記得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過:「大學是研究和傳授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的世界。」這裡所說的「個體之間富有生命的交往」,包括同學之間的,也包括師生之間的。如今缺了後一種,全成了同齡人的對話與嬉戲,必定影響其精神成長的歷程。  

這個問題很嚴重,且帶有普遍性,學界對此多有反省,我也在別的地方專門談論過。除了抱怨與批評,我們還能做些什麼?與其懸得過高,提出一些一看就無法落實的理想設計(如某大學規定,為每位本科生配備專門的指導教師),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面對如此局面,我們能做的,就是「亡羊補牢」。  

我的建議是:第一,各大學之間,相互開放課程並承認學分,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在緊鄰的不同大學間自由選課(這本來就是設計大學城的初衷,但因教學管理以及「自尊心」等問題,很難真正落實)。第二,盡可能多地邀請各地著名學者,到大學城舉辦高水平的學術講座,以彌補無法「親炙大師」的缺陷。第三,要求教師根據自己的專業特長及趣味,盡可能參加學生的社團活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教授大都這麼做)。第四,盡快完善校園網路建設,教會學生如何有效地利用網際網路資源,而不是因噎廢食,為防止學生沉湎網路而禁止帶電腦進校園。  

回到最初引用的杜德斯達所撰《21世紀的大學》,書中有這麼一句:「我們必須堅信,大學教育更深層次的目標雖歷經千年卻從未改變,從未消失,因為它的意義至關重要。大學擴充套件並發掘了人類的潛力,使人類的智慧型與文化代代相傳,並創造出了影響未來的知識。」我們的任務是:堅守大學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適應時代的變化,在過去與未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張力中,盡可能兼顧知識生產、社會效應以及精神價值。

出 處:中國青年報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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