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踩著的只是兩個腳印，我們看到的只是四角的天空。究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什麼樣的工作。
以下引用的文獻，皆來自《社會學與中國社會》中的收錄。這些被收錄在這裡的文獻，好像是作者專門為收集到此書時加工的，比作者在雜誌上發表同名或名稱相似的文獻更長，資料更豐富，內容更全面。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李培林，李強，馬戎 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9 isbn:978-7-5097-0290-1
代際繼承
當前的社會流動具有一些封閉性特徵。比如，處於較高等級地位的職業群體或處於優勢位置的社會階層——如黨政領導幹部、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等，在經濟改革開始之後，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同時，較低等級職業群體成員的子女進入這些職業群體的門檻明顯增高。
出身於不同階層家庭的人成為黨政領導幹部的機率有明顯不同。幹部家庭出身的人最可能成為黨政領導幹部，這些人的子女100個人中約有7個成為黨政領導幹部（6.6%）。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家庭出身的人，進入黨政領導幹部階層也具有一定優勢,這兩類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約有3人能成為黨政領導幹部（3.1%和2.7%）。自僱勞動者和小業主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大約有兩人進入這一階層（2.2%）。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進入黨政領導幹部階層。農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進入黨政領導幹部階層。這顯示出領導幹部階層具有一定程度的代際繼承性。（李春玲 《移民與社會流動》）
從20世紀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中國富裕階層產生和膨脹比較迅速的時期，原先經濟地位低下者後來躋身於富裕階層者比例較高。然而，自 9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21世紀以來。經濟地位低下者進入富裕階層的比例明顯下降，富裕者來自同階層或臨近階層的比例上公升。換言之，20世紀80年代，乙個窮人想變為富人的話，機會還是比較多的，但是，90年代後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此種機會大大減少了。
在50～70年代打碎階級實驗的時期，中國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階層混雜型的。比如，在城市裡「單位大院」的居住模式中，高層人員和低層人員都居住在同乙個大院裡，甚至同一幢樓房裡。由於當時採取的非市場型的「分房模式」，將家庭人口、是否結婚、參加工作年限等看作最重要的分房記分標準，所以，分房、居住與經濟分層沒有關係。近來，隨著居住房屋的市場化，因房地產**的巨大差異造成的階層區隔正在形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檔社群、高檔物業小區。在這裡，房屋的**和物業管理的**都十分昂貴，只有一些富有階層可以承擔。（李強：《社會分層》）
(高校學生)在學科專業分布上也有明顯的階層屬性。熱門專業中來自知識分子和社會管理者家庭的學生佔 57.24%，來自工農家庭的學生只佔 34.06；冷門專業則相反，來自知識分子和社會管理者家庭的學生只佔 38.3%，而來自工農家庭的學生卻只佔 50.17%。（楊東平《教育和公平》）
熱門專業的分數線一般比較高。但是「低階層家庭子女的平均錄取分數線普遍高出高階層的子女」：從平均來看，平均分從低到高的次序依次是：農民、下崗人員，個體經營者，工人，職員，中高層管理和技術人員。將三類專業（熱門專業、冷門專業、藝術類專業）平均計算，則高階管理技術人員階層子女的平均分（ 571.3 ）最低，比農民階級子女的平均分( 610.1 )低 38.8分。楊東平（《教育和公平》）
（看起來似乎是工農兵的學生能考出高分，但不知道怎麼用。控制著學生流動的因素是什麼呢？認知範圍？學費？大學所在地的消費水平？）
心裡裝著什麼決定著我們選擇什麼 Leo談員工自殺
2009年7月16日，員工孫丹勇因丟失一部蘋果手機樣機自殺。25歲又乙個年輕的生命離開了這個世界。無論是孫丹勇之死引發了 對蘋果公司文化鋪天蓋地的質疑，還是對其自殺後的賠償都不能挽回他的生命。更應該反思的是，在這哥們自殺之前發生的事情，以預防此類事情不再發生。心裡裝著什麼決定著我們選擇什麼 孫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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