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抗法」的成本為什麼這麼低?

2021-04-02 18:03:41 字數 1176 閱讀 9617

「暴力抗法」的成本為什麼這麼低?

春節還沒有過去,就看到了一則令人心情沉重的訊息:福州台江區城市管理執法局執法人員遭到暴力抗法,兩名執法人員被人用刀捅成重傷。事件的起因是福州市多部門節後聯合出動,整治非法三輪車營運。一位車主林晨(化名)在自己的三輪車被收繳之後,突然手持電工刀對執法人員施暴。(2月2日《東南快報》)

一般來說,暴力抗法的邏輯總是讓人感到很難理解:因為這明顯是用一種後果更為嚴重的犯罪行為,來「保衛」原來後果不那麼嚴重的犯罪行為,理論上應該會招致法律更為嚴厲的懲處,所以人們常常用「瘋狂」、「法盲」、「非理性」等詞彙來形容暴力抗法者。不過在我看來,除了極少數真正喪心病狂的犯罪分子,有一些暴力抗法者,並不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在表面的「瘋狂」背後,卻潛藏著一種冷冰冰的「深度理性」。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從常識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暴力抗法行為付出代價,這就是暴力抗法的成本。乙個人預期自己為暴力抗法付出的成本越高,他的行為就會越溫和,反之就會越暴戾。當乙個人預期自己暴力抗法的成本等於零的時候,血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具體到福州發生的這起案件,儘管報道中披露的資訊相當有限,但仍然不難想見:林晨在春節假期期間就開始「非法三輪車營運」,其生活可能是相當窘困的,三輪車說不定是他惟一的謀生手段也未可知。失去了三輪車,他的生活就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他實施暴力的成本可能接近於零,同時卻能夠由此獲得宣洩憤怒的非正常快感。經驗告訴我們,當乙個人做一件事無須付出任何代價時,他是很難控制自己做這件事的衝動的。

成本問題之外,個別執法人員「不必要的殘酷」,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執法物件的暴力傾向。筆者就曾經親眼目睹了這樣一件事:一位農村婦女來到大都市,靠和丈夫一起在大橋下面「非法擦車」為生。城管人員在一次突擊行動中將她抓獲之後,由於無款可罰,便惡作劇般地將她拖上執法車,帶到遠郊之後丟棄,任由她在炎炎烈日下步行了大半天才回來找到丈夫。在筆者看來,這類「不必要的殘酷」,有時會成為暴力抗法的乙個直接誘因。

暴力抗法無疑是建設和諧社會時,所必須清除的一顆毒瘤。如何才能成功地摘除這顆毒瘤呢?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有效地增加那些潛在的暴力抗法者的「抗法成本」:這既包括要建立健全社會福利制度,使這些人因為害怕失去這種有尊嚴的生活而有所忌憚;也包括我們進行城市管理時,要真正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比如,如果「非法三輪車」的確是一部分弱勢群體謀生的惟一手段,那麼,就應該盡量通過使其合法化的方式來解決,而不要通過簡單取締的方式堵死他們謀生的出口。因為和人的生存權相比,城市審美畢竟不是最重要的。至於那種「不必要的殘酷」,就更應該毫無異議地絕對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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